12月17日下午，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徐保安教授莅临av片 ，以“从‘神拳’到‘国术’：清末民初的传武世界”为题，探讨了由义和团引起的、以拳术为代表的传统武术引起的争论及其在清末民初不同阶段的发展与不同人群对其认知的变迁，并以此发散至对概念史、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中西融合、平民化等其他领域的思考。
  本次讲座由av片 教授、2022级班主任蒋宝麟老师主持，av片 教授李玉老师、2024级辅导员姚全老师、2023级辅导员田捷老师出席，av片 2022、2023级同学参与。

  讲座伊始，徐老师以个人经历作为引子。他提到自己在进行近代体育史研究过程中，接触到山东形意拳，并分享了向李仓先生学习的经历。这些直接的观察，使他关注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样貌，并由此产生疑问：经历被抹黑、被质疑，不断受到挑战的传统武术价值究竟在哪？
  徐老师指出，清末义和团运动后，拳术在公共舆论中与迷信和愚昧等负面评价紧密相连。为了具体说明，他引用了1918年的《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号上鲁迅《随感录·三十七》的原文为例，鲁迅将当时一些教育家提倡的“打拳”，与二十年前的义和团“神拳”直接类比，并讽刺道：“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称‘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他针对传统武术被赋予的神怪叙事与虚妄的救国幻想，批评其是“鬼道主义”的借尸还魂。同时，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批评了马良所编“中华新武术”，认为其在精神实质上对义和团“大表同情”。这些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的文本，呈现了当时精英知识界对武术的主流批判态度，其焦点在于反对将武术与落后迷信相关联，将其幻想为救国捷径的非理性倾向。

接着，徐老师呈现了三股致力于改造和重塑的社会力量，具体说明了武术形象转型的发生。首先是教育系统逐渐接纳了武术，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相关提案，以及蔡元培在爱国女校演说中主张注重拳术的言论证明，武术正被尝试纳入新式学校教育体系，以期培养“尚武精神”。其次是相关民间组织进行了自我革新，以上海精武体育会及其代表人物陈铁生为例，民间武术团体主动与“拳匪”污名切割，并致力于将武术论证和改造为一种科学的、可教育的现代体育与“技击术”，特别是陈铁生因不满鲁迅批评而撰文反驳的论战，展示了新旧观念之间的直接交锋。最后是国家对其的收编与体制化，徐老师引用了孙中山在《精武本纪序》中肯定武术军事价值的观点，并详细说明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张之江、李景林等人推动建立中央国术馆及全国系统的过程，最终使武术以“国术”之名被整合进国家文化体育建设的整体框架。
  他指出，清末政府的严禁政策与民国时期的倡导姿态形成了鲜明反差；日俄战争后，日本“柔道”的军事作用引发国内对本土武术价值的重估；同时，源自西方的“军国民体育”与“自然体育”等思潮的传入与交替，也持续影响着社会各界对武术功能和定位的讨论。

徐老师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转型背后的多重社会历史背景。他指出，清末民初武术形象的转变，是由国家治理策略、外部军事刺激与全球思想流动共同促成的。在政策层面，清廷对义和团后的严禁（如袁世凯颁布的《严禁拳匪暂行章程》）与民国政府的倡导形成鲜明对比，反映了国家对同一文化资源从压制到收编的根本态度转变。在外部刺激方面，日俄战争后，舆论将日本在近身格斗中的优势归因于其普及的柔道，这直接推动了国内知识界对本土武术军事价值的审视与重估，推动其从秘密走向公开。同时，主导社会思潮的变迁也深刻影响了武术的定位：晚清民初盛行的德日“军国民体育”思想，与一战后兴起的美国“自然体育”思想，分别为武术的军事化与健身娱乐化改造提供了不同的理论框架。
  在讲座最后，徐老师将历史脉络与当代议题相连接。他认为，当前社会关于传统武术价值的诸多争议，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上不同力量对其意义进行争夺的延续。基于此，他提出了若干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首先是开展社会史与生活史方面的研究，深入考察武术传承人群体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如拳社、门派）的内部运作及其与社区的关系；其次是从身体实践与具身化研究视角出发，关注武术作为一门身体技艺的本质，研究不同训练方法如何具体塑造习练者的身体感知、运动能力乃至精神世界；再次，是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系统整理并记录武术家的个人记忆，并与文献档案进行互证；最后，是务实探讨传统武术在当代的生存策略，分析其作为学校体育、大众健身、舞台艺术或文化创意产业等不同形态发展的可行性。

本次讲座通过系统的历史梳理与具体的材料分析，清晰地呈现了传统武术形象在近代中国从“神拳”到“国术”的历程，客观展示了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一种本土实践被不同力量反复阐释、改造并最终纳入宏大叙事的过程，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具体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