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接触数字人文，其实是源于一次大创项目的选题灵感。”张益婷回忆道。大二上学期，她和伙伴们在寻找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选题时，被同专业学姐的研究方向吸引。带着这份好奇，她们主动联系导师，在指导下尝试将数字技术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也由此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交叉领域。这次看似偶然的尝试，后来逐渐发展为她大学科研探索的主线。

省级大创项目“中国上古神话数字化”，成为她路径探索的起点。团队在反复研讨中不断推翻原有方案、重构逻辑，从最初的草稿走向更系统的框架。在跨学科合作中，她第一次真切体会到“理解”本身的难度——如何让不同专业的思维方式对齐，如何在观点碰撞中既保持开放，也守住学术底线。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她参与搭建研究框架、撰写计划书，与团队一起对自动标注与大模型标注的结果进行人工校验，逐条清洗数据，并参与神话网站的整体架构设计。为了修正自动标注的原始数据，她和伙伴们逐条比对原文、反复核准，坚持人工复核数据的真实性。因为，对她们而言，技术可以提升效率，但学术的可靠性必须建立在可追溯与可验证之上。

正是在一次次调整与校准中，她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兴趣与能力边界，也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这份严谨与坚持让项目论文不仅入选清华数字人文国际论坛、中国数字人文年会等重要学术场合，更获得清华数字人文国际论坛未来学者一等奖。

这次获奖，成为张益婷学术探索中的一个节点，但神话项目之后，张益婷并没有急于给自己下定义。她没有停留在单一项目的经验里，而是有意识地走向更多路径，进入不同方向的数字人文研究实践，希望通过真实的项目检验自己的兴趣与判断。

在“宋词方位词研究”课程项目中，她在文本细读与数据之间反复切换，体会“远读”与“近读”的张力；在参与“中华古城数字图谱集成”工程时，她学习使用GIS等工具，参与更大规模的数据整合与项目协作，思考数字人文项目如何进行组织管理与社会服务。

2025年暑期，她入选牛津大学数字人文暑期学校。短短一周，与不同国家和学术背景的师生交流，让她更直观地感受到国内外研究焦点的差异——有的更强调技术能力，有的更重视批判性框架与问题意识。这种差异让她更深入思考：作为人文出身的研究者，在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

这段经历也让她明白，路径的选择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在持续探索中逐渐清晰。对她而言，出国深造不是简单的“平台提升”，而是希望在面向全球的讨论环境中，继续打磨自己的研究立场与方法路径。

在科研之外，张益婷还曾担任av片 学生会执行主席等职位。多项科研任务与学生工作并行，她的时间安排几乎精确到小时。每天列出详细的to-do-list，区分优先级与完成时限；期末周随身携带复习资料，只要有片刻空闲便投入学习。对她而言，平衡不是简单的分配时间，而是对每一项责任都不轻易放松。

但真正让她意识到“责任”的分量，并不是履历和职位本身，而是来自同学的反馈。在学院代表大会的述职报告结束后，一位原本并不熟悉的同年级同学主动发来消息，肯定她的工作投入；在活动结束后的交流中，同学们对学院举办的跨学科活动表达认可。“那种发自内心的认可，是我做学工最大的动力。”她这样说。

这样的经历，让她更清晰地理解“价值”的含义。无论是科研还是学生工作，本质上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所做之事是否真正回应了他人的需求。也正是在学生工作中，她逐渐确认：路径的选择，不能只围绕个人发展展开，更应在实践中对“为谁而做”给出自己的答案。

回望这一路的探索，张益婷最感激的，是那些在关键节点给予她引导与支持的人。

指导老师邱伟云老师不仅在论文写作与项目推进中提供专业指导，更在方法取向与人生规划上给予她持续的启发。“每一次交流都收获满满，”她说，“不仅学到学术知识，更理解了对学术应有的求真态度与热爱。”在一次次讨论中，她学会的不只是研究技巧，还有对学者责任的自觉。

辅导员姚全老师的办公室始终向学生敞开。迷茫时的一次倾听，压力中的一句宽慰，让她在高强度的学习与工作之间找到情绪的出口与继续前行的力量。来自不同专业的好友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耐心帮助，项目伙伴在关键阶段的默契协作，也让每一次跨界探索都有了更坚实的支撑。成长之路从来不是独自摸索的孤行，而是在合作与对话中不断被确认。

科研、项目、学工，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检验，也是一次成长。正如开篇所写，路径从来不是一开始就清晰的，而是在不断试错、不断思考中逐渐明朗。面对学弟学妹，她也给出了自己大学四年来的真切感悟：“过度焦虑未来往往是一种自我设限，唯有每一个“当下”，才能决定你的未来是否会梦想成真。”

张益婷的大学四年，不是单一项目的叠加，而是在探索中遇见自己的过程。科研、学工、跨界合作，每一次尝试都让她更清楚地理解兴趣、能力和责任的边界。探索从未停止，路径仍在延展，而她也将继续在数字与人文的交汇处前行，用热爱与坚持绘制属于自己的学术地图。

来源：南大育教微信公众号